2024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活动上海主场暨2024城市可持续发展全球大会（以下简称中国主场活动上海主场）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国人居署共同主办，于10月29日至11月2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等地举办，主题为“共建人民城市，共享美好生活”，总体活动构架为“1+1+7+16”炒股配资介绍，即1个开幕式、1个上海国际与城市建筑博览会、7场系列边会和16区世界城市日主题公益活动等。

仟江水商业电讯（4月4日 北京 裴少铭）今日出版的中国工业报在重要位置发表该报重大报道《国企改革应创新资本战略与科学治理——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资本市场研究院赵锡军院长》。以下为报道全文：

今年两会出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同时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国企聚焦主责主业优化重组提质增效”。为此，本报就未来国企改革难点及对策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资本市场研究院赵锡军院长。

赵锡军认为，在新发展阶段，国企改革需找准新定位，瞄准新方向，扛起新使命，深化科学治理，只有这样才能为保障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安全发展起到压舱石作用。

中国工业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同时两会强调国企改革聚焦主业主责，提质增效。对此，您如何解读？

赵锡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围堵中国，使得中国外部环境出现了很大不确定性，为中国经济的安全运行带来巨大挑战。

从去年的二十大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今年两会，党和国家一直强调，要统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安全问题。国企改革围绕国家经济的安全发展问题进行布局事关国家战略成败。

在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我们党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标志着经济发展的旧有模式即将发生根本变革：创新驱动、环境可忍耐、可持续、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国企改革必须按照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模式进行完善提升。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上，尤其是在解决就业问题、收入问题、共同富裕问题、经济安全问题上，国企责无旁贷，应该成为主力。

比如，在保证经济安全方面，如何解决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就是国企无可脱卸的战略重任之一。

过去，我们强调更多的是规模，要把国企做大。现在，我们发现，企业把营收规模做大比较容易，但却很难做强。

为追求规模化发展，企业拼命借债，导致了高杠杆，而高速扩张又导致过剩产能与高库存。国家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方针，现在仍未过时。

在过去三年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国企承担了高昂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库存进一步推升，杠杆进一步加重，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因素日益增多。

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如何解决自身的安全发展问题，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应对国内外竞争，服务好国家的安全发展目标，这些都是国企改革需要考量的战略要点。

中国工业报：在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您认为中国过去那种买全球卖全球的发展模式还成立吗，国企的未来发展应该注意什么？

赵锡军：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战略类似：两头在外。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有弊端。我们买全球卖全球，承担了太多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

目前，有很多国企从事国际贸易业务赚了很多钱，但始终没有核心技术，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也很难进入产业链高端，极容易被别人卡住脖子。因此，国企改革未来应该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自主创新、自立自强。

中国工业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国企聚焦主责主业优化重组”。您认为，哪些领域适宜鼓励资本重组，创造开放共赢格局？

赵锡军：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投身国际市场，创造机会发展自己。

国企尤其要明白自己的使命与战略重点是什么，如何才能结合自身优势，达成主业使命，担起主业主责，这就需要企业家必须具备高度的战略思维的能力和水平。

深化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竞争，企业该独资要独资，该资本联合也要搞资本联合。总体看，适宜资本联合的方向有两类。

一是增量市场。比如，拓展国际新项目，通过资本纽带，可以汇聚更强大的资金、更优质的人才，还能融进更高效的管理模式，合资混改可以实现更大共赢。

二是存量市场中需要提质增效的项目。比如，美国市场现在对国企进入有诸多限制，我们的民企又缺乏竞争力。怎么办？在全球范围内搞多元资本大联合就是很好的路径。

中国工业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重申了乡村振兴战略。为此，国企改革在市场方向规划上应注意什么？

赵锡军：乡村振兴目标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既涉及宏观规划又涉及市场调节。其中，涉及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可以由市场解决，而农村农民问题单纯用市场手段很难奏效，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并需要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工程给予配合。

我们先说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运用经济学逻辑。既有的农业生产必须升级换代，需要向集约化乃至智能化的机械大生产转型。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只要设计好资本投资、利润回报、行业监管、风险管控制度，民间资本乃至外资都愿意进入。

但是，农村的民生问题就相对复杂得多。比如道路、交通、水、电、煤、气、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工程等，就需要国家财政的持续投入，当然也可以成为国企积极作为的主战场。

中国工业报：对于企业（含国企）服务乡村振兴，国家应该给予哪些支持，企业可有哪些作为？

赵锡军：乡村振兴是复杂系统性工程。国务院、各部委、各政策性金融机构、各地方政府需协同推进。首先需从顶层设计角度，制定相关的鼓励政策、法规及制度（比如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金融的投入机制、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的保障机制等等），其次要规划落实好执行相关政策法规制度的市场机制（比如政府和企业按比例配资制度、资产证券化制度、BOT制度等等）。

完成上述工作后，就可以引导国企发挥主业主责优势，投资乡村振兴事业。比如，要发展文旅产业，可邀请中青旅(600138)等国企牵头规划投资；发展种植业可请中粮集团牵头规划，等等。只要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还可邀请产业头部的民企和外企进入。

中国工业报：科技创新关乎国家经济安全，为实现科技自立和科技自强，国企改革应该如何布局？

赵锡军：要实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必须千方百计延揽高层次拔尖人才，争取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尽快取得世界级突破。国企在这方面，应承担天然使命。

华为在5G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领先全球。民企能做到的，国企为什么做不到？根本原因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

本轮国企改革应重点朝这个方向布局，要通过深化改革，国企要能够创造一大批引领全球科技创新潮流的成功案例。

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国企弘扬企业家精神。

长期以来，国企治理问题始终是老大难。根本原因是我们缺少真正的企业家。未来，国家对国企职业经理人的绩效考评与任命使用，均须价值定位精准化、价值考评科学化。可用党纪国法规避职业投机。对于优秀的企业家，国家应该为其颁发国家级奖章。

为实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战略，头部国企更应该从主业主责出发，主动承担相应的国家科技战略攻坚项目。

国家也可以参考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团队签署业绩对赌协议的国际通行规则，制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奖励措施，号召国企职业经理人进行科学治理，凝聚人才，全力以赴组织好科技攻关事业。

最终，对那些能够达成协议目标的国企管理者，必须给予协议规定的丰厚回报；对那些不能达成协议目标的国企管理者，必须责令走人，以杜绝政治作秀。

中国工业报：您对未来的国企改革前景有何期许？

赵锡军：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了国企的价值创造能力。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99家是我们的国企。

尽管如此，当前很多国企与国际顶尖企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科技研发能力上。比如，特斯拉、微软、IBM、苹果等比我们的国企要强很多。他们是国企应该追赶的目标。

未来，国企改革的重点是聚焦主业主责，确定新战略目标，实现提质增效。

当前，现代化科学治理已经成为国企改革的最大挑战。无论是资本配置、战略规划、经营管理炒股配资介绍，还是市场营销和科技创新，都需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治理机制。否则，国企与国际一流企业之间的差距很难消除。

• 资本
• 创新
• 国企改革
• 炒股配资介绍
• 赵锡军